标题：南怀瑾：八佾第三 内容： 礼乐衣冠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 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 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 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 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 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 不是的。 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 他的内容讲礼。 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 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 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 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 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 因此，对于文化这一名词，古今定义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 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 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 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 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 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 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 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 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 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 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 现在再看：三家者，以雍彻。 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 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 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 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 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 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 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 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 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 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 文化对他有什么用？ 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 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 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林放问礼之本。 子曰：大哉问！ 礼，与其奢也，宁俭。 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 宇宙万有怎样来的？ 哪一天开始的？ 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 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 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精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 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 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 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了。 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 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 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 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 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 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 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 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 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阴历年。 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 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 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 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 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泰山之旅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 对曰：不能。 子曰：呜呼！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段事情，记载得这么简单，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 孔子穷是自己穷，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很多都很得志，他培养这批年轻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 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等于总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现在解释，就是旅行。 我们现代看来，是蛮好的事情，发展观光事业，有什么不好？ 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 泰山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国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这叫封禅，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立了碑，回来在路上病死了。 古代对封禅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 古代的观念，认为泰山有神，所以要国家的领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 告就是祷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这个政治内幕，孔子根据观察，当然知道。 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对他说：女弗能救与？ 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 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一失败全家性命丧亡。 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 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因为冉有讲的话，他们也不听，所以冉有做不到。 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呜呼！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上面讲了，林放问礼之本，表示林放这个人，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 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 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所谓东岳之神，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等于现在的拜拜。 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块钱香蕉、十块钱饼、磕了几个头，然后要求发财，公公要活到八十岁，儿子要考上大学，功名富贵，前途无量。 一切都求完了，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这样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 神如果有灵，这种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 两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萨，求上帝要整倒对方，双方都同样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 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 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 聪明正直，死而为神。 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 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 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 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 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 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 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志在春秋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 乱在什么地方？ 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 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 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 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 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 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 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 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 重点在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 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害怕呢？ 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 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 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 要看什么书？ 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 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 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穀梁》又各成一家。 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 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 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 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 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 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 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 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 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 当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 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 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 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 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 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 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 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 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 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秉笔直书罪罪恶恶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 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 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 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 那就是这个克字。 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 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 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 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 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 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 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 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 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 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 社会？ 社会上哪有公平？ 他心里始终反感。 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 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 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 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 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 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 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 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 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 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 而郑庄公对妈妈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 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 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 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 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 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 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通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 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 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 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也就是这个意思。 承让领教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 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 怎么叫小人？ 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 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 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 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 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 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不但于人无争，于事也无所争，一切是讲礼让而得。 无所争就是窝囊吗？ 不是的，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 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 他说，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对立行礼，表示对不起礼让。 然后开始比赛。 比赛完了，不论谁输谁赢，彼此对饮一杯酒，赢了的人说：承让！ 输了的人说：领教！ 都有礼貌，即使在争，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 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精神。 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其所以为人，因为有思想，加上文化的精神。 孔子讲这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争？ 不论于人于事，都应该争，但是要争得合理，所以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就是在争，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 以现代而言，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主思想。 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主，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 而中华文化的民主精神，一个人立身、处世，乃至一切，都要民主。 我们民主的精神基于礼让；而西方民主的精神基于法治。 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精神。 淡泊以明志再看下面，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他们并不是作文学的研究。 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诗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中的意义。 诗中的兮字，古音是否如现在兮音的读法，并不一定，因为音韵及语言，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啊！ 一样，没有实质的意义。 再说巧笑，笑就是笑，为什么要来个巧笑呢？ 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大笑等许多笑态。 巧笑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似笑非笑，不是笑吗？ 还真是笑，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还要倩兮，倩是什么呢？ 好像电影中女演员的表演，笑得那么俏皮，还带点诱惑性的，就是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还要盼兮，眼神中流露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味。 素以为绚兮，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为绚兮，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 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何谓也？ 当然子夏并不是不懂，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他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 这句话的意思，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 就艺术的观点来说，好比一幅画，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又如布置一间房子，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以子夏的聪明，一听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礼后乎？ 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礼的精神吗？ 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重要吗？ 说到这里，难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感怀，而后世当老师的，也应该学习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他说：起予者商也。 认为子夏不但讲得对，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 当一个主管的，更要效法孔子这种精神，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就说对！ 你完全对。 这样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领导者。 孔子继续称赞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真正懂得诗了。 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酸溜溜地关门闭户掩柴扉有什么意思？ 要懂诗，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 换句话说，人更要注意这个素字，素就是平淡。 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 换句话说：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是笨笨的，事实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极点，真是绝顶聪明。 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 人没有谁算聪明，谁又算笨，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 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 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 上台是这样，下台也是这样。 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就是土气。 什么是土气？ 我是来自民间乡下，乡下人是那个样子，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 另一句是真名士自风流，同一意义，不再重复了。 这一段说明了绘事后素，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不要过分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锦上添花，要平淡。 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 穷源溯本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据历史来的，而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讲的传统，由来远矣。 昨天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谈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文明的历程》，他告诉我这本书所论述的某个观点，和我以前对他们讲的思想一样，认为人类文化历史，从上一个冰河时期，就流传下来了。 如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人类毁灭的时候，极少数没有死的人传下来的，并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所新兴起。 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要中国人讲自己传统的历史，看看古时的人所记载的，有一百二十万年，至少也说十二万年，我们现在讲五千年文化，那是客气话。 不过很可怜，现在还不敢吹五千年，只说三千年文化，因为西方文化讲历史，动辄只提两千多年，我们说得太多了，好像不大对似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动辄讲一百多万年。 现在孔子在这里说，不管多少年，文化是历史传统来的，所以夏朝的文化，我可以研究讨论，不过杞不足征也。 杞是周朝封的一个国家，是夏朝的后代，封到杞国。 我们晓得杞人忧天这句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典故。 这里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 当周武王统一了中国，所谓封建，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像尧、舜、禹、汤的后代，都封了诸侯，所以周朝的封建，不是西方的封建，不能随便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所谓封建混为一谈，那是错的，等于说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搞清楚。 这里孔子说如果拿杞国的文化，来看夏代的文化，并不准确，更不完整，但殷商以后的宋国，所保留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够，这两个诸侯之国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没有了这里要特别注意，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自己把自己毁灭，后代就无法考证。 孔子说，假如他们自己不毁灭自己，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资料，我就有办法整理。 这里放进了孔子的话，就是说明保存文化的重要，因此继续在下面讲到文化与礼的关系：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讲到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是由中国文化中礼而来的。 所谓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 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样，有狭义的宗教。 禘象征宗教的精神，祭天地祖宗之礼。 讲到这里，要认识禘字的来源了，至少要拿《康熙字典》来研究。 过去读书，五、六岁以后，先研究小学，就是研究作人的道德行为，等于现在学校的公民课程洒扫应对。 洒扫从文字上看很简单，洒洒水、扫扫地而已；应对可就麻烦了，对老前辈行什么礼，到了客厅坐什么位置，送一封信给叔叔伯伯，讲话的态度该怎样等等，作人处世都包括在应对当中。 除此之外，研究小学之学，就是后来所谓的说文、训诂等的文字学，探讨文字的来源。 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国文字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 心香一瓣诚则灵我们知道中国字的部首是从一字开始。 一就画分了上下，所谓一画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画二（上），就是上，下面加一画就成（下），是为下。 宇宙本来是圆的，无法分别，现在分了以后，人在的下面，即成为，这个字就代表了天。 我们看到了示这个字，就是表示上天垂下来许多象征，显示给人们看，太阳、月亮、风云、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这个字，就代表了与上天的关系。 圆圈中间加个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这土地上面出了一点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为上下通的便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来的，而上下左右都能通达，便谓之神。 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长了一根象征性的毛毛就是鬼。 那帝的篆文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来的征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说，也无法形容他，有这样一个力量，这样一个东西在，就叫作帝，再加上示，就成了一个宗教性的哲学观念。 中国古礼称祭天地的礼为禘。 至于形而上，到底有没有？ 又是怎么样一个东西？ 暂时不谈，到此为止，如再向上讨论，就牵涉到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了。 禘，古代国家举办禘礼，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仪式非常隆重。 皇帝在此期内，不回内宫，必须清心寡欲，反省自己。 在中国古文中所谓的斋戒沐浴，便是如此。 斋是内心的反省。 （后来中国人对佛教的吃素也叫吃斋，那是有不同的意义，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种八关斋戒而来。）斋是中国文化中心理的净化，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清理思想、排除人欲，真正的作到肃庄叫作斋戒。 沐浴也不止是洗澡，而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上所讲洗心退藏于密的意义。 所以古代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领导者皇帝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要全副精神，诚心诚意，很郑重的，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 在这里，孔子指出当时文化的衰败，大家参加禘礼，都只是在真戏假做而已。 这等于现代有许多人吊亲友乃至长辈的丧事匆匆忙忙，叫一辆计程车，赶到市立殡仪馆，签一个名，行三鞠躬礼，好像去缴一百元什么税似的，缴完了，赶紧就跑，没有一点肃庄悲戚之感。 今日社会这种风气，也是文化精神一个重大的问题。 孔子对春秋时代的情形怎样说的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就是说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祇的酒以后，心里就想赶快走了，接着祈祷等等隆重的祭礼，都在那里应付了事。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感叹的说：吾不欲观之矣！ 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 就是认为何必勉强做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 孔子这几句话，有很多意义。 譬如现在社会上举办许多事情，内心没有真正的诚意。 无论是宗教仪式或任何社会的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 冷眼旁观者看来，不得不油然而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感慨。 这就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事事要发自内心的诚恳，而不完全在于形式，一切形式，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 由此再进一层，便引出下面一段话。 或问禘之说。 子曰：不知也。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 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这个礼仪的说法，和这一套学术思想的理论，它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 孔子怎么答复呢？ 他说：不知也我不知道。 孔子真的不知道吗？ 当然，这是他幽默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反教育，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反激式的教育。 他的意思是说，这一种基本的文化精神，大家应该知道的。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 且看他说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 指其掌。 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说，真正懂得禘这个文化精神的人，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就好像是呈现在这掌心上，这么清楚明白了。 他指着他的掌心，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就像指顾之间，如在目前那样的容易。 由此你说他懂不懂禘之礼？ 当然懂。 为什么要拜天地呢？ 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处。 我们以前过年，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家长带领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虽然仪式简单，但却很严肃，而慎重。 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实行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尊敬传统的精神。 现代一般家庭，就从来不祭祖，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 保持这一点传统，这一点习惯，使后代知道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讲到禘礼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跟着便提到孔子几句有名的话，后世一般人们都流行而变为成语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如在目前相对的诚心，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 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 要表里如一，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 所以他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 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这样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场呢？ 这种精神，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无论对生者或死者，由明里到暗里，都要由衷一贯。 我们现在讲民族精神。 热爱国家民族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看到自己的国旗便肃然起敬？ 我们在国外看到国旗的那种心情，与在国内看到国旗的心情绝对不同。 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会为之掉下眼泪。 其中道理，就是这种精神的流露。 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对人对事，都要有这种祭神如神在的心理。 否则，表面上非常恭敬，内心里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由于孔子的这番话，了解了祭礼，依此来讲作人的道理，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了。 拍灶君的马屁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何谓也？ 子曰：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南子。 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 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 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 为什么要祭灶神呢？ 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 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 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 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 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 成吗？ 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 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 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 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 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 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 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 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 为什么呢？ 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 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 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 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 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 为什么我们拜灶神？ 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 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 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 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 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 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 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 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 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 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 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 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 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 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 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 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 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 城隍归谁管？ 归阎王管。 阎王却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 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 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 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 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 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 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 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 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 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 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 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 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 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 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 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 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 周代文化呢？ 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 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 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 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 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 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 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谦虚好学现在讲到另一段：子入大庙，每事问。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大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 鄹人之子即指孔子。 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 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清楚，向人请教。 走哪里？ 坐哪里？ 每事都问人。 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 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 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 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拳、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 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 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 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 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 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子曰：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 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 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 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 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 对谁发表呢？ 对天地鬼神。 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 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 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 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 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 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 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 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 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 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 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 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 对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 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 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 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 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 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 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 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诫子书》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 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 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 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 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 所以留名是很难的。 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 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 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 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 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 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 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 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 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 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 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 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 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 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 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 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 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 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 学问哪里来的？ 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 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 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 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 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用为骄傲。 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 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 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 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 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 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 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 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 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 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 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 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 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 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 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 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 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 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 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 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 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 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 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 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 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 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衍，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 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 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拼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 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 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 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 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 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 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 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 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 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 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 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 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 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 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 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 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 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追的哲学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 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 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 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 讲到《诗经》的男女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很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 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 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 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 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 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 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为的性。）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性冲动，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 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 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 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诗经》第一篇选了《关雎》，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会一切的发展，都由性的问题开始。 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 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 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 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 这个本能又是什么？ 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的。 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思想万恶淫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苹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苹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苹果而来的：第一个苹果是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 第二个苹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苹果都不晓得。 另外半个苹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 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苹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 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孔子，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 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 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 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 孔子认为关关雎鸠男女之间的爱，老实讲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 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 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 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 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欲。 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 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雎乐而不淫。 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 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 所以关雎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 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 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 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 但《关雎》这篇诗中，也有哀怨，我们看这一篇诗，很好玩的。 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 它最后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 这个求，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 追呀！ 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 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覆去打滚哩！ 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 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 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在许多地方，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 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 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哀怨中有悲怆，悲怆中有哀怨。 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 恐怕还没有做到。 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必须深切地反省。 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哀公问社于宰我。 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战栗。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 这个问题，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 鲁哀公问社。 什么叫社呢？ 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 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 相对的，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到别的国家，就要随他们的礼俗，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 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 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当他到每一个地方，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 这点他实在很聪明。 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 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 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 英国总督出门，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总督立即停车，下来站在路边合十，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 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 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 现在回到本文，哀公问宰予，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 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殷朝栽的是柏树，周朝栽的是栗树（有如现在的国花，是国家的标志。）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战战兢兢。 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 就周朝而言，孔子觉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但对前辈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评，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再说也没有用。 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既成事实，劝也劝不转来了，过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这番话，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 这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社稷坛种的树，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精神的标志。 宗教方面也不例外。 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莲花。 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有虎、有狮；印度人用的是飞禽；美国人用老鹰，也不太好；中国文化则用龙，龙是水、陆、空三栖的东西。 对于文化的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 过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 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说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否则我第一个反对。 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鸟名，又名子规，又叫望帝。 唐人的诗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一个神话故事，上古时蜀国亡，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精魂不散，变成杜鹃鸟，昼夜啼哭，泪枯血出，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 这一些事，和《易经》的谶纬之学也有关系的。 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有时候关系很大，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 不过他也只好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了。 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学问。 责备贤者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经赞叹过，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 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这话也是对的。 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 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 但是有人就问，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 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够得上俭的。 这里的俭字，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俭以养德的那个俭字一样，包括了许多东西。 我们提到俭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说他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老子再三提到俭，孔子也再三提到俭，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上面谈到诸葛亮时，已经介绍过了。 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个人俭德的描写。 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讲出来一两句话，扼要简单，解决了一切问题。 既不沉着，话又多的人，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 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 可是孔子的答复，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 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 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节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 后来景帝、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 所以管仲的生活，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 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 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 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叠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处理好公事，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琐，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俭德上，孔子有所批驳之后，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 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懂礼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 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 这是什么道理呢？ 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 （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上面都写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四句话，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 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改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欺欺欺欺的笑话。）在中国的古礼，只有领导人、诸侯才可以有塞门，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这就是不懂礼。 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有反坫之坛，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 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 就凭这两点，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还有哪一个不懂礼？ 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人人都懂礼了，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 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礼并称的乐了。 敲响了的活礼乐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 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 以成。 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 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 讲到这里，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 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 据朋友们说，目前在韩国，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秦王破阵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调，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同时把诗、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 除了韩国，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 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满不在乎的丢，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 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 他非常谦虚地说，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 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 音响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轻轻地舒展，慢慢地发声。 跟着下来，由小而大，但是很纯正。 后来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庄严肃穆，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但还是余音缭绕，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 这便是成功的音乐。 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请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 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的确是问题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实在可叹。 不过一切文化，今日都处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涌变之间，始终未定。 旧的已经打倒，新的如何建立，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 仪封人请见。 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 从者见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一个地名。 古时的这个封字，是指的封疆。 所谓封人，是管诸侯国界的人。 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 他来请见孔子之时，从字里行间看来，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 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像我这样的人，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 他说了这番话以后，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去见孔子。 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 他出来以后，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 天下乱了这么久，文化已将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 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你们不要担忧了。 古代木做的铎，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罄一样。 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 画龙点睛，别有用意。 跟着是：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 韶是舜乐，代表那个时代，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他说很好，很美，也很善。 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真、善、美的价值都具备了。 但武王时代的音乐，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说它是至善。 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都有点遗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所以我说《论语》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是完整的。 《八佾》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 那么，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就特别有韵味了，例如：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这是很严重的偏差。 讲到这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 什么是刻？ 所谓察察之明，为人太过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 因此，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 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收复两京，迎唐明皇还都。 郭子仪也因功封王。 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 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郭子仪的儿子说，公主有什么希罕，你父亲的天下，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还有你公主当吗？ 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 公主气了，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 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也吓坏了，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 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要她先在宫里休息。 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不但不生气追究，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 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 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 他对郭子仪说，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干嘛呢？ 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 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 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难为了。 前几天，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他来看我，我告诉他一句话：历来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 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 什么叫深文刻法？ 就是根据条文，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在鸡蛋里去挑骨头，真是要了命。 虽然法律的条文，完全合于逻辑。 但有时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规定，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小偷可以告你伤害，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 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讲逻辑，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 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公门里面好修行。 否则的话，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 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别人就省了气力，同时也消弭了怨气，这就是道德。 所以居上要宽，要求别人过严，别人没这个本事；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 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 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 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 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 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 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以前讲过，我们到殡仪馆吊丧，没有一点哀戚之意，毫不相关，何必去呢？ 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孔子提出来这三点，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孔子讲这些话，都是开药方。 当时有这种坏风气，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 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可看了，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 实际上我们看历史，每到衰乱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 《八佾》这一篇，把前后对照起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 发布时间：2025-09-20 13:45:14 来源：生食主义 链接：https://www.shengshizhuyi.com/article/34699.html